75年过去，中国的乡土底色变了吗？
每经记者 吴林静 每经编辑 杨欢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无疑是经典之作，虽薄却厚重。
这本书的原型是他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里开设“乡村社会学”课程的授课内容，后来应邀在《世纪评论》开专栏分期连载，再经过编排、改动，1947年集结出版。37年后，1984年又由三联书店重刊。
在重刊序言中，费孝通先生说：这本小册子和我所写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所提出的概念一般都没有经过琢磨，大胆朴素。当三联书店提出想重刊此书时，我又重头读了一遍，我不能不为当时那股闯劲所触动，而今老矣。
初版时，他在《后记》中称这是自己的“一段尝试的纪录罢了”。尝试什么呢？“尝试回答我自己提出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
这是一本诞生于75年前的著作，如今读来却毫不陌生。社会虽不停更迭，但“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民”。笔者想说的是，乡土社会是中国的传统社会模式，是扎根在我们脑中数千年不变的固有观念。
尽管历经变革，人们脑中仍然保留着许多乡土社会的观念。也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
土气
从学术角度来看，“现代社会学的一个趋势就是社区研究”，初步工作是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画出一个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第二步是比较研究，在比较不同社区的社会结构时，常发现了每个社会结构有它配合的原则，原则不同，表现出来结构的形式也不一样。按照费孝通先生自己的归纳，《生育制度》是前者，而《乡土中国》属于后者。
那么，中国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与原则是怎样的呢？我们看到，《乡土中国》的第一句话是：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有学者考证，当年《世纪评论》上共发表了15篇文章，第一篇《传统在英国》并未收录进来。所以，这句总结，不是站在现代社会或是城市生活的立场上来讲的，而是在与西方社会对比之后给出的结论。而且，这种中西比较的思路贯穿全书。
解释这种“乡土性”，费孝通先生用了“土头土脑”“土气”这类词。不是藐视，也并非说乡下人愚笨，而是说一种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一个和泥土分不开的民族。
费孝通先生初次出国，奶妈用红纸给他包了一包灶上的泥土，如遇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煮汤吃。
老农民看见蚂蚁搬家，就会忙着去田里开沟。
国人去到西伯利亚居住，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撒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
因为这种黏着在土地上的特性，使得人们世代定居，很难大规模、远距离的流动。
也正因为与泥土相关的“稳定”“社会缓慢的变迁”，产生了异于其他社会结构的交流方式、文化传承、差序格局、道德体系、家族社会、感情生活、礼治秩序、权力表现等等。
在理解乡土本色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了解费孝通先生随后所说的一系列中国基层社会的外在表现与内在逻辑。
稳定
乡土的本色可以被浓缩为熟悉与稳定二词。
有人敲门，你问：“谁呀？”如果是在乡下，十有八九门外的人会回答一个大声的“我！”你可以直接用声气辨识来者。
可假设是在如今城市的商品房里，门外的不速之客要么是社区网格员，要么是物管，要么是查燃气安全的师傅。他的足声、声气，甚至气味都是不能“自动”报上名来的。
乡土社会的生活背景是“熟人圈子”“面对面的社群”，日常接触的老是那些人，生活于其中的人相互熟悉，不但文字多余，语言尚且都非传情达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而且，生活“稳定”。费孝通先生小学时写日记，苦思再三，只写下“同上”两字。“不知老之将至”就是描写“忘时”的生活，所以桃花源不知秦汉也没有关系。
只有在都市生活中，一天到晚接触着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记下通讯录，微信也一定要及时改备注。
费孝通先生在昆明那段时间有了自己的孩子，整天啼哭不定，找不到医生，只有请教房东老太太。她一听哭声就知道牙根上生了“假牙”，用咸菜和蓝青布去擦孩子嘴腔，“一两天果然好了”。
据他观察，当地每个母亲都知道这个“不必讲学理”的办法，“既有效也就不必问理由了”。
这便是乡土社会独特的传统传承的现象之一——不必知之，只要照办。
乡土社会安土重迁，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费孝通先生说：“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
所以，我们常见到现代医学与“民间偏方”的冲突，后者往往出现在老一辈人转发的图文链接中，他们对“偏方”灵验的效果深信不疑，其中含着的“不可知的魔力”，投射着他们过去的生活记忆。
依着老法子应付新的问题，生活上的解决方案一代代传承下来，规矩、仪式、秩序也同样传承了下来，形成礼、俗。
礼，不同于法律，也不同于道德，“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
费孝通先生说，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从俗即是从心。
水波
礼俗秩序的建立，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注重修身，注重克己。这也就形成了乡土社会最基本结构的核心，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一个概念——差序格局。
西洋社会是“团体格局”，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他们是由若干人组成的一个个的拥有清晰界限的团体”。
与这种团体格局相比，中国的社会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一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水波向外，无外乎一个“推”字，由着这个“己”推出的圈子。大可“一表三千里”，而小可以缩到只剩家庭成员，并根据与中心“己”的距离远近来区分厚薄。
这个水波有两股力量，向外推是其中一股，向内求又是另外一股。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有一个“己”作中心，这就是伸缩性网络中的自我主义，即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判断。涟漪的范围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
两种力量交织，“圈子”能放能收、能伸能缩。它遵循“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由此及彼、由里及外的顺序，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社会关系是从个人逐渐推出去的差序格局。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正是这种差序格局下的乡土本色，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影响着亲属关系、血缘关系甚至地缘关系，并扩大到家庭之外的家族，甚至影响着乡土社会的政治秩序和统治方式。
现实
费孝通先生说，乡土社会并非完全静止的，只是在缓慢地变化。不过，面对社会急速的变迁，这套传统的秩序与结构受到了冲击——
文字要下乡，遭遇了文化上的阻碍；“法治”要建立，有了思想观念和社会结构上的冲突；商业要繁荣，需要建立新的“陌生”关系；以搞事业为初衷不断扩大的家族，也与现代企业管理产生了矛盾；继替也有了新的表现，除了横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权力以外的第四种权力“时势权力”将发挥作用。
因时势变迁，乡土社会也正在发生底层逻辑的松动。
费孝通先生在全书最后提到，社会变动得快，原来的文化不能有效应对时，人们就不能不推求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就发现欲望并不是最后的动机，开始注意到生存条件本身，把生存条件变成自觉。自觉的生存条件是“需要”，有别于“欲望”，需要人们依据已知的受端和目的的关系去计划他们的行为，从而进入科学化的理性时代。
在乡土社会中，人可以靠经验、靠欲望去行事，“食色性也。为了种族延续，人会有两性之爱；为了营养，人会有五味之好”。
但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为人们行为的指导。于是产生“需要”，并且因之有了“计划”，“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几年前，教育部统编高中语文教科书，将《乡土中国》作为“整本阅读”的指定书目。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社会的世代之间筑通桥梁。知来路，启新程，研究乡土社会，也有助于在社会变革中寻找到解决问题的稳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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